周祥生和祥生出租汽车公司

2007年01月27日 15:45
来源:舟山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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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舟山人周祥生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出租汽车大王”,本报曾介绍过他的一些事例。本文由上海民建、工商联组织撰写,内容更加翔实、全面,收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对我们了解其人其事更有帮助。“千岛文史”特分期转载。

  周祥生创办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绿色轿车,当年纵横驰骋在十里洋场,扬名于浦江两岸。他投身于汽车出租事业的前20年,从一个贫穷的学徒起家,最后竟打败了实力雄厚的洋商车行和众多的华商同业,独居上海出租汽车行业之冠。

                 13岁到上海打工

  周祥生,1895年9月16日生于定海南门外周家塘,原名锡杖,小名阿祥,私塾先生改其名为锡治,到上海后改名锡祥,开车行时再改名祥生。其父周贵世是贫农,生有子女四人,家境贫困。周祥生仅读私塾三年即辍学谋生。

  1907年,13岁的周祥生离开家乡,带着一只包袱、一把雨伞来到上海。头年在一葡萄牙人家中做帮工,每月仅得零用钱1元。次年到石牌楼(今淮海中路尚贤坊)一家小饭店做杂工。1909年,入法侨开设的日南楼饭店当学徒。三年后,经其在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餐厅部当领班的姑丈许廷佐介绍,进礼查当侍应生。1915年,许廷佐与同事发生激烈争吵,被报纸登了出来,外国老板认为影响饭店声誉,将许辞退,周祥生也受累歇了生意,转入卡尔登咖啡馆。1916年,许廷佐集资开设新礼查饭店,周祥生到该店,很快升为领班。他在各饭店服务十余年,学得了一口颇为流利的英语,由于每天要代客人雇车,还结识了一些车行主和“抛岗汽车司机”(没有行基,即经营执照,驾车沿途揽客的汽车司机),熟悉了汽车出租业务,这为他以后投身这项事业打下了基础。

  1919年底,周祥生与许廷佐的妻舅阿根发生争执,许母非要撵走祥生不可,许只得暂时停了周的生意。其时周祥生少年气盛,不甘再寄人篱下,决意自谋生路,遂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日产黑龙牌旧轿车一辆,首次付款600元,借密勒路(今峨嵋路)一家马车行作停车场,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

  周祥生在饭店工作,职位低下,积蓄无多,何来600元之数?说来却奇,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两个黄包车工人,正为拾到一包俄币如何瓜分争得面红耳赤,要到巡捕房解决。他上前调解,并提醒他们不如早早分掉实惠,到了巡捕房,俄币会被没收,分文不得。两人听从了他的劝告,并以两扎俄币为谢。他兑得银元500,存入新礼查生息,这就成了他创业资本,另有少许资金是向其岳母借的。

              在华商出租汽车业中崭露头角

  周祥生不会驾车,雇了司机徐阿弟合作,一个开车,一个揽客兼摇引擎,在虹口与江湾一带做起“抛岗”生意来。他们早出晚归,川流于戏院、舞厅、赌场等处。那时上岸来取乐的外国水手很多,又正好碰上圣诞节,生意竟也不错。祥生有个邻居是在江湾跑马厅工作的,常常送给祥生一些赠券,他把赠券分送给坐车的客人,有些客人就经常坐他的车,还代他介绍别的客人。这样他的生意日益兴旺,到了1920年春,便将所欠车价余款300元付清。

  中央汽车公司见周祥生信用不错,又兜售给他一辆美制汽车。不到三个月,他又将车款1250元全部付清。他的堂弟周锡庆见其获利颇丰,凑集了1000元合伙,又购进旧车一辆。起初行址设在鸭绿江路,祥生自任经理,弟周三元管内务兼司账,妻舅潘增华为车务主任,兄周锡元为修理间铜匠。至1923年,他把车行移到武昌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口,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同年底,祥生车行的汽车增至五辆,并在北四川路设立了第一个分行。

  周祥生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一次次购进汽车,使祥生车行逐渐发展起来。1929年,车行由周祥生独资经营。其时已拥有轿车20辆,设分行两处,在当时规模均很小的华商同业中崭露头角。同年,洋商车行发起成立“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周祥生当上了董事,次年,又担任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会长。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仍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各国竞相对外倾销商品。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派有专员驻在上海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以预收少量定金的方式大量推销汽车。同一时期油价也空前便宜。这些都为上海出租汽车业的发展提供了意外的大好机会,祥生车行在这一时期有了迅猛的发展。

  1931年,是周祥生创业中起飞的一年。他的朋友、新顺记五金号副经理李宾臣熟悉外汇行情,估计近期内外汇牌价有看涨之势,劝周祥生乘机扩大业务,并愿借银子3万两相助。周祥生放胆大干,到花旗银行做了押款,然后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批定车60辆,预付定洋二成,并全部结成外汇。短短两个月里,周祥生共定车四批,总计雪佛兰轿车400辆。与此同时,银元对美金的比价不断下降,从每100银元兑45.5元美金直线下降到只兑24美元。车子还未到货,车价无形中已涨了将近一倍。周祥生抓住时机,将末批定车100辆及时抛出,价格比通用公司略低,均很快脱手。当时有代理经销的利威洋行横加干涉,指责周祥生夺其生意,后来车辆到货,周均做好牌照,以旧车的名义交给买主,使该行无可奈何。

  周祥生这次买卖既赚了一大笔钱,且因这笔交易量大,使他的声誉随着上升。周祥生经过紧张的筹备,于这年11月决定改祥生汽车行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发起招募新股,额定股金10万元(1000股),他本人的车辆和行基折为股金6.5万元,李宾臣也投资入股。此时此刻的周祥生身任出租汽车同业公会会长,又为市商会代表,社会地位已非昔比,因此无论招股、租房,还是申请执照,均十分顺利。

  1932年元旦,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式登报宣布成立。公司聘有会计顾问和法律顾问,李宾臣担任董事长,董事周祥生兼公司总经理,掌握实权。在此稍前,公司已从电话局申请到了号码为40000的总机电话,不久又垄断了北火车站的生意。一时间,增租房屋,修葺装饰,电台广播,报纸宣传,公司的标记一个“4”字带四个大圆圈的广告牌耸立在街头,霓虹灯闪烁在夜空,很有气势。通用汽车公司曾派人找周祥生联系,表示愿意与他合作,代为设计经营,并邀请他免费赴美游览,参观公司,目的是想控制祥生公司,为它推销汽车,争夺上海的汽车市场,但这些建议均为祥生所拒绝。

             得天时地利人和 压倒洋商车行

  自有外国商人到上海试办汽车出租以来,洋商车行就一直占据着这个行业的统治地位,首要的洋商车行是美商的云飞和英商的泰来。周祥生在民族自尊心的鼓舞下,敢于同洋商车行进行不懈斗争。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上海人民的抵制外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这形势下,祥生公司更以“中国人坐中国车”为号召,全市人民坐出租弃洋就华,蔚然成风。祥生公司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利,加上刻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使企业有了飞速的发展。1932年增股5万,资金为15万元,1935年又升股到25万元,至1937年,股金已达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至此祥生公司压倒了云飞,独占上海出租汽车业之首。

  周祥生脱颖而出,遭到了一些华商同行的忌妒,有的人用不光彩的手段污辱他。1929年,周祥生在武昌路被人丢了大粪。为了自卫,他于1931年报名当上了特别巡捕。特别巡捕是租界内义务性质的武装力量,比普通巡捕高一等,不必上班,服装自理,租界当局只发给手枪,可以携带回家中,通常担任巡夜及地方治安任务。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十九路军将士浴血抗敌,全市人民奋勇支援,周祥生也设立交通办事处,管理后方运输工作。与周祥生一起当特别巡捕的陈某,是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儿子,他愿将停在自己住宅里的两辆装甲车献给十九路军。周祥生将装甲车修好后,利用特别巡捕的身份在夜间将车开到闸北太阳庙前线,由张治中将军亲自接收,大受赞扬。另一辆由杨某驾驶的装甲车,途经中山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时,被驻在该处的商团扣留。该日清晨,捕房即派人上门追查,将周祥生的号码证和手枪缴去,令他听候质询。经公用局局长黄伯樵和捕房联系,才将此事了结,周祥生被革去特别巡捕头衔,却与黄伯樵有了一面之交,并颇得其好感。不久黄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给祥生公司带来鸿福,垄断了北站汽车运输业务。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职工人数的增多,地痞流氓敲诈破坏事件时有发生。1933年,周祥生又在北站被人扔了大粪,驾驶员被拖下车打骂,汽车被毁坏。董事会雇了俄国保镖保护周祥生。周祥生又辗转托人,投帖拜了杜月笙为先生。1934年,周祥生参加了杜月笙组织的恒社,任干事,以后逢年过节,周祥生都要送礼给杜,遇杜家有婚娶喜庆,还包下了一切迎送事宜,有时甚至停止整个公司的营业,把全部车辆调去接送宾客,由此也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形势日趋紧张,大陆银团对祥生公司讨债甚紧,有收管公司和查封周祥生私宅之势。其时,南京政府退迁武汉,急需大批车辆。周祥生意识到战火临近,公司业务势将衰弱,遂将150余辆汽车以近于新车的价格出让给国民党陆军交通学校,既解燃眉之急,又适时地缩小了公司的规模,颇得董事会赞许。这是周祥生为公司办的最后一件事,但由于内部矛盾激化,不久他被董事会撤销了董事职务。

  1937年10月初,周祥生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延至年底完全交卸,他所有的股权均由公司接受,自此就彻底脱离了祥生汽车公司。为了酬谢他创业之功,公司每月送干俸200元,并为他安排专车,随叫随到。

  周祥生事业心强,在担任祥生公司总经理的七年间,注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凡是对发展有利的事,他都大刀阔斧,全力以赴,显得有眼光有魄力。

              大做广告宣传 扩大公司影响

  周祥生做广告宣传不惜工本。公司一成立,他就认为电话号码有无特色,对公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业务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为了得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号码,一方面他不断用请客送礼、赠送乘车优待券、免费接送等手法,拉拢电话公司的英国人及华籍高级职员,曾数次包了整座大酒楼宴请电话公司全体人员;另一方面,祥生公司的内务处主任张开勋与电话公司的营业部主任索雷和管理号码的机务处处长威尔金森有旧,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一天,索雷告诉周祥生,电话公司的机器正要改装,可以考虑给他一个40000号码。祥生出了电话公司,就到天潼路一家印刷厂,请他们印2000张有40000电话广告的日历牌,并将样张送给索雷。索雷见木已成舟,也就正式同意了。

  40000不但简明易记,更巧的是恰与四万万同胞之数相吻合,这一点周祥生本人最初也没有意识到。当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兴起时,四万之数给公司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成了鼓舞人心的口号,大大地提高了祥生公司的营业额。后来曾引起了一场“电话大战”,上海出租汽车公司群起效尤,如银色车行弄到了30000号,太平搬场公司为90000号,周祥生后来开设的祥生交通公司为60000号。

  有了40000这个电话号码,周祥生进一步大做文章。当时的电话机通常是挂在墙上使用的,当接到电话而欲唤人之际,往往苦于听筒无搁放处,一不小心还会挂断电话。周祥生请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架子上冲压着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号码,派人到戏院、酒楼、舞厅、赌场等热闹场所免费安装,深受欢迎。尔后又专门安排了10个工人,到一般电话用户家中安装,只要用户愿意,立即上门免费服务,前后共安装了数万只之多,几乎每机一只,遍及全市。祥生公司又出钱又出力,分文未取,但此一举,收获之大非同寻常,只要叫车者一近电话机,四万号了然入目,大批生意就属祥生公司的了。他还利用电话总机开办问讯服务,除了电话局原有的询问项目外,专门添设了询问天气和火车、轮船始发时间的服务项目,一些问讯者在问了车船时间以后,往往随即要求租车,又为公司招来了许多生意。

  周祥生还根据报纸上刊登的讣闻、讣告,迅速派人按地址上门联系,详细介绍送丧用的汽车,索价很低,使一般丧家均乐意雇用。公司派出一长列式样新颖、涂着醒目标记的车队,随着出丧仪仗队缓缓而行,甚为壮观,吸引了众多路人围观,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祥生公司的汽车外壳也有特色,一律为墨绿色,车头上钉着圆形的铜牌标志,白底蓝圈,车尾部也喷涂有公司标志和40000号码,甚至司机的号衣、帽子上也不例外。当时有人说绿色汽车不好看,太刺目,而周祥生说就是要刺目,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买了大量饭碗,做成同样的绿颜色,印上一部汽车和四万号码,送给公司的老乘客。至于在市中心装设霓虹广告,利用报纸电台进行宣传,更是祥生例行的手法,如《新闻报》头版的刊头下面,就长期登有祥生公司的广告,电话簿的封面和书脊上也有显眼的祥生广告。

坐落在定海周家塘的周祥生故居。董瑞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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