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一年来房价的一路狂涨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代表、委员“炮声隆隆”，各路记者“穷追猛打”。在“围攻”之下，官员们也“讲了真话”。

　　在记者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坦言：“未来20年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但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更大”。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在回答政协委员提出“为何房价越调越高”的问题时，更是实话实说：“住建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手段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因为土地在国土部门，税收在税务部门，金融在银行部门。”（3月9日《羊城晚报》）

　　有决心无手段，结果可想而知。其实，将“越调越高”归咎于城镇化、工业化、土地供应有限等大而化之的原因，显然难以服众；近些年来，几乎年年都有红头文件严令地方控制房价，也不见得没有手段。当记者提到调控措施没有涉及到土地财政模式时，姜伟新才说：“不能否认土地价格的上涨和房价的上涨确实会给地方财政增加很多收入。”

　　房价高，地价高，市长们很高兴，房价又怎么降得下来？几年前，有位市长曾经豪迈地表示：“控制房价，我的底气是很足的。你以为说说而已？我决心很大！”结果就在一年之内，政府卖地连出天价地王，房价也随之翻番跃上万元水平。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层出不穷，土地、税收、金融“一个都不少”，限地价、限房价、限时出售“出尽八宝”，决心不可谓不大，手段不可说不多。可偏偏就是没有触动土地财政。在全国政协的大会上，梁季阳委员直陈己见：“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3月8日《羊城晚报》）发言8分钟，他就赢得5次掌声，可见治本之道早已人尽皆知，官员们用不着含糊其辞。

　　治理土地财政绝非易事，不可能凭一招半式就大功告成。比如，两会内外热议开征物业税，有人认为这是专门针对投资性购房的惩罚性税收，对高房价可以一剑封喉。其实，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2003年中央提出创造条件开征物业税时，房价并不高，目的不是调控房价，而是通过合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改革房地产税费，增加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收入，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物业税会增加房屋拥有者的税收负担，抑制炒房行为，但作用不可高估。目前只有香港、纽约等少数城市开征物业税，对房价的影响甚微，反而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更大。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的财权萎缩，但事权却没有随之减轻，甚至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加上房地产税制不合理、地方官员的任期制和政绩考核不科学，卖地冲动难以遏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日益加深，甚至想方设法抬高地价房价以增加收入。在土地的巨大收益和保障性住房的巨大投入之间，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可想而知，“重市场，轻保障”的房地产政策取向自然会大行其道。

　　因此，扬汤止沸地调控房价不过是治标之举，改革财税体制方为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改革必然涉及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调整，是对既有利益格局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也许全国两会上的沸腾民意，最终会化为改革的动力———姜伟新就隐约透露：“我们觉得，中国目前的体制机制是要逐步地研究解决。”（伊歌）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