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7日，东海规模最大的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我市开展。当天上午，10余艘渔政船和渔运船，载着500多万尾（只）鱼、蟹等水产苗种，来到莲花洋，人们小心翼翼地将船舱、网箱内的鱼苗舀起，洒向大海。看着这一幕，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龚进交感慨万分，当初捕捞业兴旺的时候，鱼虾满仓。然而人类过度的捕捞，使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现在我们必须通过增殖放流来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子孙的“饭碗”，大海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上了深刻的一堂课。
渔业丰收暗藏过度捕捞危机
龚进交还记得，1993年他在六横第一次参加了对虾放流仪式，那个场景至今仍深印脑海。他说，我市有组织地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始于1991年，而浙江省则从1983年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规模都比较小。
舟山在1979年成立了渔政队伍，龚进交打从那时起就开始从事此项工作了，当时渔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海洋资源，主要是保护经济型鱼类，对捕捞作业进行一定的指导。初涉商品经济的渔民，人人做着勤劳致富的发家梦，茫茫大海里有捕不尽的鱼虾海鲜，满载而归就意味着富裕美好的生活。那时候宣传和鼓励的都是丰收的壮观和喜悦，笑逐颜开的船老大、满载而归的渔船总能成为电视、报纸上最醒目的画面。专家们提出的保护资源问题，根本无法引起人们重视，甚至连从事渔政的他们对这点也没有深刻的认识，觉得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造大船、闯大海、发大财”是当时渔业的主旋律。
生长在渔村的龚进交，至今仍忘不了当年丰收的景象。他说当年他读小学的时候，每当渔船归港的时候，他们小孩子也要放假，帮大人晒黄鱼鲞。每当看到渔船吃水深深的、缓缓地驶进港来，大家就知道又是一个大丰收了。听大人们说，一网兜起来的大黄鱼在海面上的浮力，可以托起一个成年人。学校的操场成了晒鱼鲞最好的场所，渔家女们一边劳作一边大声说笑，孩子们也趁着假期凑热闹。
在一片欢欣热闹的氛围中，谁都没预料到大黄鱼遭毁灭性打击的日子已悄悄临近，渔民很快就要尝到过度捕捞的苦果。龚进交说，当时一个航次满舱可捕3000担，相当于150吨，以全市近2000艘渔船计算，那么一个航次至少可捕20多万吨。然而到了1993年，我市一年的大黄鱼捕捞量仅仅只有27吨，还不及当年一艘渔船一个航次的五分之一产量。
保护资源刻不容缓
船越来越大、马力越来越强、路越走越远，可是产量却越来越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过度捕捞的恶果终于显现。大多数渔民们都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吃子孙饭了，保护海洋资源已刻不容缓，增殖放流、休海禁渔的呼声越来越高。龚进交说，休海禁渔的建议就是1993年由舟山的18位渔老大联名提出来的。
一开始，增殖放流只有对虾一个品种，由省、市、县各级政府补助，设立暂养塘，把虾苗暂养到3厘米左右再放归大海。对虾增殖放流的效应很快就体现了出来，等到夏天捕捞季节到来的时候，不少渔船都获得了丰收，有艘船收入达到17万元。
接下去增殖放流的品种开始拓展到大黄鱼、梭子蟹、海蜇等，第一次放流的大黄鱼大约在100万尾左右，2000年之后逐步增加，可是资源恢复却十分缓慢。龚进交的神情有些沉重，他说：“大黄鱼我们以前捕得太狠了，伤了元气，但好在现在已开始慢慢地恢复了。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如果我们当时对大黄鱼稍微心软一点，现在也不会是这种结果，这是我们渔业部门必须永远牢记的教训。”相对于大黄鱼，梭子蟹、海蜇等增殖放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龚进交说，由于开展了资源增殖放流，并有了休渔期的缓冲，现在梭子蟹没有了前几年像杨梅那样的大小年——一年旺发、一年低产，每年都比较平衡。
增殖放流取得良好效果
龚进交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渔业部门对洋山水域2004～2006年增殖放流总体效果评价的材料。近三年来，增殖放流品种对放流海域总资源补充量的增加有显著作用，放流品种的资源密度指数呈上升趋势。梭子蟹、海蜇等的捕获量上升，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增加。
增埴放流改善着放流区域的生态环境，不仅使海域中渔业资源补充量有了显著的增加，形成了区域性渔场，使作业范围扩大、作业时间延长，还改善了水域生态群落结构，有利于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
增殖放流整体的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根据调查资料结合不同的评估方法，按不同品种的投入产出比综合计算得出：三年总的投入产出比平均达到1∶5，其中鱼类的投入产出比达到1∶5至1∶7以上（大黄鱼至第二年的投入产出比可达1∶15以上），日本对虾、三疣梭子蟹的投入产出比可达1∶10以上，锯缘青蟹投入产出比达1∶5以上，贝类的投入产出比达1∶2.7以上。龚进交高兴地说，若考虑放流后几年剩余群体的增加(如大黄鱼、黑鲷)及其繁殖后形成的补充资源量情况，长期的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
增殖放流还有待完善
面对良好的前景，龚进交认为，增殖放流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他说，增殖放流整体效果的累积效应一般需要在多年、连续、大规模的人工放流基础上才能体现，短期效果主要体现在部分品种的经济效益上。因此，现有增殖放流效果的评价结果仅仅是初步的。放流水域呈开放式，受条件限制，未能针对各放流品种的移动分布规律进行长期的专门跟踪监测。同时，效果评价技术手段十分有限，放流后管理力量不足，放流苗种被过早利用，削弱了放流效果。
龚进交说，他们已经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其他相关部门能长期支持以增殖放流为主要手段的修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放流品种，增加放流数量，以达到最好的放流效果。
采访中，龚进交说得最多的是，任何的资源都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如果我们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也许现在就是另外一番情景。所幸的是，我们没有到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才幡然悔悟。今后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增殖放流的宣传，加大对放流水域的管理，禁止捕捞幼体，使更多人了解增殖放流，支持增殖放流。
【记者感言】“大黄鱼的故事”频繁地被引用，不仅是想说明资源保护的重要，更多的是要提醒世人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未来。
其实，任何的“现在”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它的结果都在未来显现，如何预见结果或期望实现好的结果，需要有非凡的远见和敢于放弃眼前短暂利益的决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结果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但随着全球开放程度的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合作越来越密切，一个小小的事件也可能会引发重大的后果。就像美国一位气象学家所提出的著名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能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龚进交的一句话发人深思，大自然以最直接的方式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不仅是吃海养海这么简单，更教会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未来，关注联系和发展，只有对未来负责，才是对自己负责，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有更好的未来。这是增殖放流教给我们的，也是这个开放的世界教给我们的，我们要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是处于当代社会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