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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枝观音碑为何能幸存
( 2012年11月13日 15:58 )

  碑,可谓是档案“家族”中最“牛”的文物实证,说它“牛”,一是石碑通常体积较大,分量重;二是刻在碑上的文字或图画(即碑刻),为中国书法艺术载体之一;三是碑上通常刻有记事文章(即碑记,也称碑志),这是最有权威的档案,极具珍贵的史学价值。

  在舟山的历史上,先人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碑刻,如定海金塘的“平倭碑”、嵊泗黄龙乡的“勒石永遵碑”等。尤其是在普陀山,碑刻数量之多超过舟山其他各地,有“入三摩地石刻”、“禁止舍身燃指碑”、“渡海纪事碑”等,其中,现植于普陀山杨枝庵大殿正中间的杨枝观音碑,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此碑净高2.3米、宽1.2米、厚0.17米。碑之正面为《杨枝庵记》,背面镌唐阎立本所绘的观音立像。

  阎立本(601-673)系唐知名画家,官至右相(后旋复旧称“中书令”)。在唐代,非有特殊资望者不授此官,即使当上宰相的多仅授以中书(或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阎立本地位显赫,而他的绘画书法,尤其是在道释人物、故实写真等方面能“变古象今”,为后人称道。但他的传世作品极少,至于佛像(指杨枝观音像)可谓是稀世珍宝。而根据此佛像拓本镌刻的普陀山杨枝观音碑上的圣像,经过能工巧匠的再创作,更具别样的艺术风格,为舟山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此碑于1964年7月公布为舟山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普陀山“镇山之宝”之一。

  数百年来,普陀山杨枝观音碑历经多次磨难。明朝时,曾督师东海海疆的宁绍参将侯继高,于万历十五年(1587),植杨枝观音碑于宝陀寺前殿。不料,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宝陀寺遭火焚,“金石尽烁”,被视为稀世珍宝的吴道子、阎立本所绘的两块观音像碑亦毁于一旦。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宁绍参将刘炳文访得拓本,捐资重镌,聘杭州名匠孙良镌于“杨枝庵碑”后面,今称“杨枝观音碑”。

  事隔358年,到了公元196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地处海岛的佛教胜地普陀山也成为“重灾区”,而作为“四旧“的重要物证——杨枝观音碑能逃过此劫吗?

  时年,我正就读于设在普陀山杨枝庵的浙江省舟山商业学校(2002年11月4日,并入浙江海洋学院)。当同学们(当时学校还未成立红卫兵组织)打开大殿正中间的房门(自1965年9月我入学起,大殿正房一直封闭着),对如何处置杨枝观音碑,一时众说纷纭,拿不定主意。有人提出,抬到后山上扔掉算了。但这么重的石碑谁也不愿意扛。另有人提出,那就把石碑砸碎,这样扔掉也方便多了。于是,公推了一个全校身体最为强壮的男同学,只见他往手心里吐了几口唾液,抡起八磅大锤,连续敲打了三下,只听“啊哟“一声,原来他的双手虎口震得生疼,右手臂竟一时举不起来,而石碑上只留下浅浅的一点白痕(此人英年不幸患病早逝。此是后话)。于是,又有一个男同学自告奋勇抡起大捶,刚敲打了一下,就叫道:“不行,我的手疼死了。 ”接着,还有几个想逞勇的男同学想继续砸碑,这时,围在旁边观看的我说:“算啦,干脆放在院子里,乘凉时作石凳用,还可在上面下下棋,打打扑克。 ”世上的事有时就是这么地离奇,刚才还同意砸碑的同学竟然都同意我的这个建议。倒是有一名女同学提出一个看法,观音是女的,男同学坐在上面,总有点那个吧?我说,把石碑反过来放在地上不就行了吗?其后,破“四旧“的浪潮过去了,学校师生分成了两派,即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继成立了4个红卫兵组织。大家热衷于夺权,再也没有人顾及如何处置这块石碑了。

  这件事情,至今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再有几人轮流砸碑,时间一长,石碑质地松动了,难保不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件“镇山之宝”,更没有一点文物保护意识。只是出于我从小对美术书法的爱好,看到石碑上的观音像及文字十分漂亮,而且石碑光滑如新,敲碎了觉得可惜而已。于是这块稀世珍宝就这样被阴差阳错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事后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商校学生知道这是件珍贵文物,而冒险保存下来了。

  2008年,由杭州出版社出版的《浙江海洋学院校史1958-2008》一书中记载:“‘文革’期间,因学校停课,校舍、设备遭到部分损坏,但校区内的省重点文物——杨枝庵观音碑得以完好保存。 ”这条史料记载,清楚地说明了杨枝观音碑是在校区内得以完好保存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舟山商校学生也参加了敲菩萨等所谓“破四旧”的“革命行动”,但是无论何种说法,杨枝观音碑是由舟山商校学生保存下来的,这是事实。现在有些文章说,是僧人保护下来的。这完全不符史实。当时,全山几百名僧尼大都遣送回原籍或还俗,所剩的47名老弱病残无家可归的僧尼则集中在梅福庵供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自身难保,更谈不上有何“保护”之举。至于由驻军保护下来的说法也不合事实。当时,军队还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正式开始,是在1967年3月19日,至1972年结束。另外,涂上石灰得以保存下来等说法,也不合事实。当时,人们(包括外地的红卫兵)都知道这块碑属于“重量级”的“四旧”物证,即使涂上石灰,也不可能长时间地瞒天过海,躲过劫难。由于当时舟山商校是红卫兵掌权的“独立王国”,是全山战斗力最为强悍的造反派组织的营地,本地乃至外地的造反派是不敢贸然到校来闹事的。事实上,当时我校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律拒绝外地红卫兵组织来商校串联。这也印证了一句名言,有时,在最危险的地方,恰恰是最安全的。我敢断言,如果当时此碑置放在其他寺院,肯定是难逃厄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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