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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丨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画者 他的绘画与生命经历相关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06日 14:47 来源:舟山晚报 作者:徐子荣/口述 记者 徐莺/整理

  人物简介

  徐子荣,与共和国同龄的画者,因为历史原因,他无缘跨入专业美术学院,曾经从事的也是与绘画无关的工作。但他笔耕不止,用画笔为那个年代的艺苑增辉添彩。

  重拾画笔后,他的落笔依然生猛,被同行评价“通篇饱满、气血充盈”,认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绘画与生命经历相关。

  ■时代欠我一场考试

  少年时代的我,常有“生不逢时”之感。

  1960年,10多岁的我正是生长发育的时候,结果碰上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饿了没东西吃。在凭粮票和“购粮证”买米的年代,一个成人的基础定粮是每个月10多公斤,这个斤两对现在的人来讲完全足够,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多,走进超市,各种鱼肉、瓜果、蔬菜、零食琳琅满目,吃不了多少米饭。

  但那个年代不同,除了米饭没别的好吃,最困难的时候,连定粮也没法足额供应,还要搭番薯干、葛藤粉等杂粮。所以我对年少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吃完早饭盼中饭,吃完中饭盼晚饭。那时买肉要凭肉票,份额又少得可怜,肚子里没多少油水,刚吃完就饿了。

  读书的时候,我就对画画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下课时拿支铅笔,在本子上涂涂描描,可能我在这方面有点天赋吧,画啥像啥。

  我的老师是画家潘天寿的女儿潘秀兰,在她的鼓励下,我定下了人生第一个目标——立志报考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这个学校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基础美术教学基地,是最具声望的中等美术学府之一,就在中国美院对面。

  中考前,我向这个学校递交了自己的一幅作品,不久便接到通知,说我已经通过初试,请于某月某日去宁波参加复试。离自己的梦想近了一步,我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准备应试。结果,考试临近时,又来了一个通知:“文革”开始,考试无法如期举行,择日再考。

  这场改期的考试,后来再也没有举行,我就此与专业美术院校擦肩而过。

  ■小干农场画速写

  初中毕业后,我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成为一名知青,到小干农场插队。农场的生活非常辛苦,筑海塘、晒盐……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

  歇下来的时候,我就画画。一支铅笔,一本速写本,画农场的风景,画劳动中的知青。他们也很乐意做我的模特,一幅画成稿后,他们会围拢来对画评头论足:“是画得蛮像噢。 ”

  在农场画了一年多,我的画艺进步蛮快。当时小干农场还有一位“书法大咖”,就是倪竹青先生,我们两个时常搭档出大字报,他写字,我配画。

  农场食堂后面有一块大黑板,我们就在那里写写画画,1971年,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我们专门出了一期大字报,“批林批孔”。

  渐渐地,我在绘画方面开始小有名气,经常被抽到市里搞创作,办展览。

  ■顶了父亲的职

  随着知青陆续返城,我也离开小干农场,干过不少行当。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还跟着潘秀兰老师的儿子朱仁民进了越剧团,帮他一起做舞台美术,经常下海岛。

  而家人希望我有一份朝九晚五的、更稳定的工作。当时在酒厂工作的父亲58岁了,离退休还有两年,但我母亲逼着他早点退休,让我“顶职”——顶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种比较特别的入职方式,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参加工作。

  “儿子都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如果再不为他安排好工作,老婆也找不到了! ”母亲每天在父亲耳边唠叨。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提前退休,把工作岗位让给了我。我由此进入酒厂,在车间里搬搬酒坛子、帮酿酒老师傅打打下手。

  有亲戚看我在酒厂里做体力活,发挥不了画画的特长,便把我调到普陀塑料总厂,但不管身怀多少绝技,没有伯乐,千里马也使不出劲来。在酒厂里做苦力没前途,到了普陀塑料总厂还是发挥不了啥作用。

  ■工资加了两级半

  转机发生在1984年,那时刚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活跃,市面上的商品流行小包装,普陀塑料总厂引进塑料包装生产线。没有国产机器,我们就从日本引进。我的绘画特长在塑料包装设计上得到发挥。客户来了,根据他的要求设计打样,生产厂商、厂名、地址、配方、条形码等一一设计好,他们认可后再到制版厂。

  那些年普陀塑料总厂业务红红火火,我的岗位也成为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为个性原因,我工作起来很认真,所以得到领导赏识,连年加工资,最高的一次,加了两级半。在那个年代真是不得了,别说加两级半工资,就是加半级工资,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出差的机会也多了,三天两头飞北京,每星期必去一趟上海,辛苦是蛮辛苦,但有趣也蛮有趣,每天在空中飞来飞去,惹得同事亲戚朋友眼睛痒。那个年代,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上海飞一趟北京要70多元,没有机场建设费、没有燃油税,不过对那个年代来讲也蛮贵了,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是30多元,坐一趟飞机要花2个月工资。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空碰画笔,但一有机会,就买书、看画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陀塑料总厂迎来最辉煌的年代,市场活跃、业务量大,引来同行的羡慕嫉妒。由于看好这块市场,民营企业、个私小厂纷纷杀入,他们引进的设备小、成本低,再加上国产机器也研发生产出来了,小机器只需要几百元一台,行业竞争相当激烈。

  相比之下我们国有大企业就显出弱势来,我们用的是进口设备,员工多、成本高,制版费要1万多元,个私企业才2500多元,竞争不过人家,最后只好改制。

  2002年,我买断工龄。又等了一两年,看普陀塑料总厂实在混不下去,我便另寻出路,利用自己的美术特长教小朋友画画。当时东港刚刚开发,还没有形成人气,我就在沈家门租房,学生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

  从去年开始,我不再带学生。时势造英雄,现在我们这代人教出来的学生也开始出来教了,他们用电脑教学,都是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算是“正规军”。

  ■最后的摇橹人

  2009年,办理退休手续后,我参加了在定海文化广场举办的一次画展,算是重新亮相舟山美术界。我跟画友开玩笑说:“这辆公交车,我又跳上来了。 ”

  在扔掉画笔20余年后,我又重新拾了回来。

  现在的我潜心作画,有时会跟画友一起相约出去采风,有时会去普陀东港幸福会所,老朋友在那里开了一个画室,我跟他们一起免费教中老年人画画。

  我最爱画的,还是自己熟悉的题材。我是土生土长的沈家门人,曾经下海捕过鱼,对渔区生活有深刻的体会。摇橹闯海、渔民号子都是我熟悉的,所以我常常画沈家门渔港的摇橹人、渔民、渔船。去年有朋友建议我办个展览,我筹备了大半年,办了这场《最后的摇橹人——徐子荣水墨人物画展》。

  仔细看这幅《老人与海》,画的是新渔民,不是本地老渔民,虽然眉眼神态轮廓相似,但还是有区别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出现在渔船上,挽起裤脚就来舟山了。所以我用画笔反映这个变化,如实记录家乡。

  舢板摇橹,是我们海边人对家乡最平常的记忆。建国70周年,时代发生巨大的改变,再也不用愁吃不饱、穿不暖,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橹”连同以此为生的“摇橹人”,成为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事物。

  我喜欢这层层的墨色和线条,因为觉得它与我的人生经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