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的民间贸易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翁山县后就有发生，时舟山作为明州港对日贸易商船往来的锚泊基地，有30多项中日民间贸易商船，往来时在舟山海域锚泊，当地居民持食品和鱼盐、棉、茶、酒等物在海口与日商进行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双方都皆大欢喜，北宋时期，日本禁止本国商船到外国贸易，朝廷在杭州、明州设市舶司，管辖对外贸易事务，其时，中国商船在舟山候船后列日本进行民间贸易。南宋时，日本商船可来舟山，明州进行贸易，舟山的民间商船除将舟山的咸干水产品运销江浙沪一带外，也直接参与对日的民间贸易。

　　元朝时，中日贸易往来商船更加频繁，但大多是宦方贸易，舟山依然是候潮候风的锚泊地。到明朝洪武至隆庆元年（1368～1567），朝廷实行了长达200年的“海禁”，除官方的“堪合贸易”（也称朝贡贸易）外，进抵普陀山莲花洋面和沈家门停泊的朝贡船舶，一般由官府接待，赠送酒、水和粮食，并引进宁波港，因而，民间对外贸易濒临绝迹，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但在明正德年间（1436～1521），由于海外各国中国沿海进行“私泊”贸易不增加，浙江沿海一些迫于生计的商民不顾明廷禁海令，相继到舟山群岛的双屿港，大猫港等海域与国外海上走私贸易者进行互市。据明《经世文编》记载：“有一天，航行于舟山群岛的商船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可是当时的民间海上走私规模之盛大和程度之猖獗，特别是从明嘉靖五年（1526）后，有流民海盗勾引葡萄牙和日本走么商人到双屿港进行大规模走私贸易活动，葡萄牙人还有六横岛上设置市政厅，治理双屿港的国际走私互市贸易，当时岛上有1200名葡萄牙人，还有日本、欧洲、西洋、南洋及非洲人，总数超3000余人，仅葡萄牙每年贸易额就超过300万埃期库（Escudo）,国际走私商，主要以重银、香料、细布及制品，皮货和珍玩品等货物，换取中国产的绸缎、丝织品、粮食、陶瓷、手工艺品等土特产，对此，明廷大为不安，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起，就几番派兵进剿双屿港和六横岛，直至二十七年五月，才彻底平毁了被葡萄牙人占踞了22年的国际海上走私贸易基地，国内的一些贩夫走卒尽作鸟兽散。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清廷颁《展海令》，舟山移民复返，并开始日本长崎港参与中日贸易，二十七年（1688），普陀民间有5般船舶去日本进行贸易，二十八年去船了3艘，贸易的商品主要有中国的绫罗绸缎和瓷器、茶叶、药材及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等，运回来的主要有金银铜和一些高档干水产品等，到五十四年（1715），日本限止中国商船去日本贸易。自此，普陀商船上止对日民间贸易。

　　清雍正年间（1723～1735）清廷允许宁波港，舟山港商贩去南洋通商，在18世纪，宁波、舟山“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到19世纪60年代，土特产出口不再经定海港，而舟山的白鲞、鱼胶、乌贼  等咸干水产品只得经宁波上海口岸出口，到民国8年（1919），沈家门老德顺发记酒坊直接用福建大商船载运“浙宁老德顺发记酒坊土黄酒”运销新加坡等地，每年达20?25吨，民国9年，沈家门鱼商杨万年收购顺母涂无泥筋泥螺加工成瓶装醉泥螺，通过上海远销香港、南洋，每年达3吨左右，香港、广东等地客商也上门收购乌贼鲞、海蜇皮、咸黄鱼等各类咸干水产品，运销香港，时江、浙、闽、粤、鲁渔船每到沈家门避风锚泊，舟山小商小贩和老百姓挑自产的蔬菜、番薯干、家酿酒、禽蛋和饮用水等，上船与渔民进行小额易货贸易，以毛估估换取海鲜产品和渔民捎带来的木材、桂元、荔技、花生等物，民国26至27年，上海、宁波等地茶商委托舟山当地掮客，每年到定海收购“黄杨尖芽茶”15吨，运销欧美等地，还有收购“舟山火鸡”3万羽，在圣诞节前运销上海，供应沪上西餐馆等，民国30年（1941）后，舟山始设棉行，委派伙计上门向棉花收购棉花。再由棉行转销沪、甬，抗日战争胜利后，沈家门港与台湾进行民间贸易，到民国38年（1949）5月，定海城关，沈家门两地的商会，还组织80余名商贩卦台湾考察商情。但此后因大陆解放，舟山与台湾民间贸易一度中断，直至1982年10月，沈家门水产企业才与台湾渔轮发生民间小额贸易。1985年4月，普陀县建立兴隆贸易公司，专营对台渔轮生产、生活方面的所需物品和水产品的民间小额贸易，自1985年到1990年该公司商品贸易创汇46.34万美元，劳务输出收24.36万美元和台币12.15万元，对台民间贸易始有新的起色。

                            作者：阿能